心学大师王阳明的生平事迹

  今天我们提到王守仁,很多人可能会感到茫然:王守仁是哪朝哪代的人,又有什么事迹呢?但是,如果改用对他的另一个称呼——王阳明,人们立刻就恍然大悟了。我们在购书网站上搜“王阳明”三个字,瞬间就会跳出一堆搜索结果,从最学术的《王阳明全集》《传习录》,到有普及色彩的《知行合一王阳明》《内圣外王王阳明:心外无物,知行合一》,再到语气谐谑、取名方式近乎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的《明朝一哥王阳明》……

  粗算一下,与“王阳明”有关的著作不下十来种。可见这位生活在明代中期的古人,即使在现代也是颇有知名度的。然而,今人对王阳明的了解多是他提出了“心学”理论,至于他还做过什么大事,人们便多以摇头作答了。那么,历史上的王阳明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呢?

  王守仁是浙江余姚人,字伯安,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,自号阳明子,故学者称其为阳明先生,也称王阳明。明宪宗成化八年(1472),他出生于一个世代读书习文的家庭。其父王华是成化十七年(1481)辛丑科的状元,历任翰林院修撰、右谕德、翰林院学士、少詹事、礼部左侍郎、南京吏部尚书等职。王守仁自幼受到祖父王天叙的影响,王门弟子钱德洪在《王阳明年谱》中记载了这样的事迹:

  一日,诵竹轩公(即王天叙)所尝读过书。讶问之。曰:“闻祖读时已默记矣。”

  王天叙“环堵萧然,雅歌豪吟,胸次洒落,……所著有《竹轩稿》《江湖杂稿》行于世”,是一位文化修养出众的豪放之士,常随祖父读书的王守仁不仅在学问上受益于他,性格也颇与祖父相似。十五岁时,王守仁“出游居庸三关,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:询诸夷种落,悉闻备御策;逐胡儿骑射,胡人不敢犯。经月始返”,举止类乎将门子弟。

  王华对于儿子的豪气颇感头痛,甚至斥之为狂,然而王守仁却成功地将这种豪放性格升华为宽广的胸怀、远大的志向以及刚毅果断的处事风格。如他曾问老师:“何为第一等事?”老师回答:“惟读书登第耳。”王守仁听后反驳道:“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,或读书学圣贤耳。”少年人能有这样的气魄,就连其父王华闻知后都感到惊喜。

  弘治五年(1492),二十一岁的王守仁得中浙江乡试,此后两应会试不第,遂拾起少年时的兴趣讲习兵法。钱德洪说:

  (弘治)十年丁巳。……是年先生学兵法。当时边报甚急,朝廷推举将才,莫不遑遽。先生念武举之设,仅得骑射搏击之士,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。于是留情武事,凡兵家秘书,莫不精究。每遇宾宴,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。

  此时边疆多有战事,王守仁既有报国之志,遂致力于学习军事理论。虽然他的谈兵没有受到时贤重视,也没有得到实践机会,但却为他日后从事军事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  弘治十二年(1499),王守仁考中进士,历任刑部主事、兵部主事等职。如果按照正常的升迁路线,他应该一边从事公务,一边等候升职的机会。然而此后的一次朝争,将他的命运完全改变了。

  弘治十八年(1505),明孝宗去世,其子朱厚照即位,是为明武宗,宠任太监刘瑾等。正德元年(1506),给事中戴铣、御史薄彦徽等参劾刘瑾,刘瑾下令逮捕戴、薄等二十余人,予以杖责。王守仁上书请救,也被列为“奸党”,不仅被廷杖四十,还被远谪为贵州龙场驿(今贵州修文)的驿丞。当时的贵州是土司林立的边远之地,条件非常艰苦。王守仁到龙场时,当地是这样一番景象:

  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,蛇虺魍魉、蛊毒瘴疠,与居夷人鴃舌难语,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。旧无居,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。

 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,王守仁“日夜端居澄默,以求静一;久之,胸中洒洒。而从者皆病,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;又恐其怀抑郁,则与歌诗;又不悦,复调越曲,杂以诙笑,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”。正因他胸怀旷达,虽在谪居之中,却越来越受到当地官员、民众的尊重。

  正德五年(1510),刘瑾被武宗处死,先前为刘瑾所打击的官员都得到起复,王守仁因此得任庐陵县知县,在任半年有余,改南京刑部主事,旋留京师任吏部主事。此后,王守仁连升本部员外郎、郎中,不久迁南京太仆寺少卿,改南京鸿胪寺卿,进入了升迁的“快车道”。

  正德十一年(1516),四十五岁的王守仁升任左佥都御史、南赣汀漳巡抚,管辖江西的南安、赣州,广东的韶州、南雄,湖广的郴州,福建的汀州、漳州等府。当时,这一地区“系江湖闽广边界处,高山大谷,接岭连峰,昔人号为盗区”。究其原因,一是地势险要,易守难攻;二是流民丛杂,难以约束。

  王守仁到任后,将民户每十家编为一牌,互相监督,防止吏民与“巨寇”勾结;同时,他又选练了一支少而精的民兵作为机动兵力,以随机应变。借助这些措施,王守仁仅用一年多的时间,就平定了盘踞当地数十年的诸多山寨,也因此被视为文臣中的知兵之士。

  正德十四年(1519)六月,被封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。王守仁当时正奉命到福建查办兵变事件,中途听说宁王叛乱,遂一面上书皇帝,一面联络江西各地官员,准备平叛。由于叛军声势浩大,王守仁假造了多份朝廷公文,宣称各地精兵将陆续调赴江西,又离间宁王和谋士、将领的关系。宁王既害怕朝廷真的早有准备,又怕部下生变,乃迟疑不决。王守仁因此争取到了十余日的准备时间。

  七月一日,宁王挥师东进,围攻安庆。王守仁遂从吉安出师,在樟树镇集合临江、袁州等数府的兵马北上。当时有人建议引兵蹑叛军之后,以解安庆之围,王守仁反对说:“九江、南康都已投降宁王,我军如果越过两城直向安庆,敌军必然回师死战,对我们反而不利。不如直取南昌,逼迫叛军回师,安庆之围自解。”当时南昌守备甚严,郊外还有一支叛军作为呼应,王守仁先袭破郊外叛军,进而全军齐发,黎明即抵南昌城下,城中震动。官军乘机登城,一举克定。入城后,王守仁果断下令诛杀掠夺百姓的乱兵,迅速安定了人心。

  宁王得知南昌告急,即刻回援,与官军战于黄家渡,不利。次日,叛军又来攻,官军一度小败,有些士卒临阵逃跑,此时王守仁斩逃卒以徇众,三军复振,遂破叛军。又次日晨,宁王正整顿军队,王守仁已派出部队火攻敌船,叛军因此大溃,主要首领自宁王以下都被擒获,叛乱遂平。此时距叛乱爆发才三十五天,明武宗亲自率领的平叛部队尚未从京城出发,而王守仁所部仅是临时凑集的地方部队,各部队的指挥者又多是文官,竟能成就大功,实在令人惊讶。这也是王守仁最受后世称颂的一次军事行动。

  当叛乱初起时,大臣多惶恐不安,唯有兵部尚书王琼说:“王伯安居南昌上游,必擒贼。”后来果然被他言中。然而王守仁虽建大勋,却被武宗的宠臣江彬等嫉妒,当武宗率军抵达南方后,江彬便屡次向武宗诬告他有反意。幸而武宗还算清醒,反驳道:“王守仁学道人,闻召即至,何谓反?”这才没有使这位有功于明室的名臣无辜受祸。

  武宗去世后,世宗(即嘉靖帝)即位,江彬等权幸被清除。然而在世宗朝初年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下,王守仁还是屡遭攻讦。嘉靖元年(1522),心力交瘁的王守仁丁忧去职,直至嘉靖六年(1527),因广西田州土司叛乱,时任总督征讨不利,才被重新起用。到广西后,他招抚了叛军,又征讨断藤峡。奏捷之后,朝中大臣却“诋守仁征抚交失”,不加赏赐,虽有人为王守仁诉功,世宗仅“报闻而已”。

  嘉靖七年(1528),王守仁因病情已重,上书告归,回家途中病逝(时间为公历1529年1月9日),去世地点正是他曾抚治过的南安府,时年五十七岁。其丧过江西,军民感其德,无不缟素哭送。然而在朝廷中,对王守仁的攻击正达到一个新的高峰:

  守仁既卒,桂萼奏其擅离职守。帝大怒,下廷臣议。……帝乃下诏停世袭,恤典俱不行。

  此时,王守仁的功绩被批评、轻视,学说也被诋为“伪学”,连应有的饰终之典都被取消。看起来,他几乎要在历史长河的浪花中消失了。然而历史终究是公平的,世宗去世后,其子穆宗继位,王守仁又重新被人想起,“廷臣多颂其功”。于是,穆宗诏赠王守仁为新建侯,赐谥文成。隆庆二年(1568),又以其子王正亿袭新建伯爵位。被人为扭曲的历史,终于还是在王守仁去世四十年后重新被纠正过来。

  如上文所说,王守仁晚年屡遭攻击,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。究其原因,半由平宁王之乱的功劳惹人嫉恨,半因学术观点与主流的程朱理学不合。如他去世后,桂萼等人就攻击其学说道:“守仁事不师古,言不称师。欲立异以为高,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;知众论之不予,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。号召门徒,互相倡和。才美者乐其任意,庸鄙者借其虚声。传习转讹,背谬弥甚。但讨捕軬贼,擒获叛藩,功有足录,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,禁邪说以正人心。”

  然而到了嘉靖末年,“阳明学”已经成为当时儒家学派的显学之一,王学门人徐阶官至首辅,王守仁也于万历年间获得从祀文庙的待遇,成为“先儒”之一,一度与朱熹平起平坐。此后,学者对王阳明的评价更多地指向其学说的价值和影响,而其生前事功反而略而不谈了。那么,阳明之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学说,其本末源流又是怎么一回事呢?

  在青年时期,王守仁一度服膺朱熹的理学。十七岁时,他到江西迎娶妻子诸氏,次年同归余姚,路经上饶,拜谒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娄谅,向他问学。娄谅不仅授以理学中的格物之说,还勉励他“圣人可以学而至”。王守仁回到家乡后,除潜心于经史之外,还学习宋儒正心诚意之法。他本来是“和易善谑”的性格,从此也就“端坐省言”起来。及至中浙江乡试后,随父入京,在京师遍读考亭遗书,依朱熹的指导治学修心。

  朱熹解释《大学》中的“致知在格物”一句,认为应该“即事观理,以格夫物”,也就是穷究事物之理来获取知识和感悟,这也是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观点。王守仁遵循其教,认为“众物必有表里精粗,一草一木,皆涵至理”,他看到家中栽了很多竹子,遂日夜观察穷究,欲知其理何在,七日而病,乃自叹“圣贤有分”,转而就辞章之学。直至弘治末年,王守仁的思想都是在正心诚意的圣贤之学、辞赋文章的应世之学,与出世养生的道释之学间波动。正德初年被贬龙场,才给了他一个自我突破的契机。

  在龙场丛山之中,王守仁虽“端坐澄默,以求静一”,实践着理学家的修心养气之法,但谪居的困境与内心的疑惑促使他常常思考:“圣人处此,更有何道?”想多了,便忽于深夜恍然大悟,认为“圣人之道,吾身自足”,对“格物致知”也提出了新的解释:

  “致知”云者,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,致吾心之良知焉耳。良知者,孟子所谓是非之心,人皆有之者也。是非之心,不待虑而知,不待学而能,是故谓之良知。是乃天命之性,吾心之本体,自然灵昭明觉者也。

  物者,事也,凡意之所发,必有其事,意所在之事,谓之物。格者,正也,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。正其不正者,去恶之谓也。归于正者,为善之谓也。夫是之谓格。

  在王守仁看来,“格物致知”实际是一个去恶为善、体认本心的过程,与外物无关,自然也就没什么“圣人处此”的问题。他主张“致吾心之良知”,又认为良知是“天命之性”和“吾心之本体”,则“心”与“理”实为一事,学者体认到本心,也就认识到了天理。今之俗语说“天理良心”,便是源自王氏之学说。

  由于主张“心即理”,强调体认本心,因此,王守仁在知行观问题上主张“知即是行”,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“知行合一”。在这个问题上,他曾与弟子徐爱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:

  先生曰:“此被私欲隔断耳,非本体也。圣贤教人知行,正是要人复本体,故《大学》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:‘如好好色,如恶恶臭。’夫见好色属知,好好色属行,只见色时已是好矣,非见后而始立心去好也。闻恶臭属知,恶恶臭属行,只闻臭时,已是恶矣,非闻后而始立心去恶也。又如称某人知孝,某人知弟,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,方可称他知孝知弟:此便是知行之本体。”

  王守仁不否认现实中某些认知与行为的脱节,但他认为这是因私欲作祟导致,不是本心,人的本心是知行一体的。而他又特别强调“行”,认为“知而不行,只是未知”,这是因为当时士风衰薄,能言不能行者众多,王守仁认为急需豪杰之士起而倡之,昌明学术,振作士风之故。

  在“龙场悟道”之前,王守仁已有讲学活动,但其学术的成熟与学说的广泛传播,是在正德四年(1509)主讲贵阳书院之后。此后,他宦游各地,所至皆讲授自己的学说,甚至在军中也不忘与门人弟子论学。经过二十多年的讲学,王门弟子遍及海内,其大者分为浙中、江右、南中、楚中、北方、粤闽、泰州七系,而在思想上受到王学影响的学者更是不计其数。嘉靖初年的刑部尚书郑晓说:“王公才高学邃,兼资文武,近时名卿鲜能及之,特以讲学,故众訾。”但王守仁对于后世影响最深远的,实是他的讲学。

  相对于规行矩步的程朱之学,阳明之学在思想上更为活跃。王守仁主张“良知人人现在,一反观而自得”,即一般人只要体认到良知,也能超凡入圣。王门高足弟子王艮更是由此推衍出“天性之体,本自活泼”“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”的观点,这不仅是对程朱理学乃至王学的修正,还带有一些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。名列明末清初“三先生”之一的黄宗羲,从学术谱系来看,也是王门后学,他提出“民本”思想,认为君主本为公仆,后来却“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,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”,从合法性的角度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。

  这些思想虽然与王守仁在讲学中传授的学说已经有很大的不同,但究其始,却不能不追溯到王学“人人有个作圣之路”的根本理念,这正是王学的进步性所在。近代朝鲜、日本的改革与革命,也常有宗奉阳明之学的学者参与,这是从另一角度证明王学具有进步色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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